夏一可为什么“兴趣广泛”的通才更有可能获得成功?详解通才的7大优势-卓越荟

作品分类:全部文章 2019-04-15

夏一可为什么“兴趣广泛”的通才更有可能获得成功?详解通才的7大优势-卓越荟

夏一可

这是一篇解释关于“为什么在现代知识经济的大环境中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多面手”的最全面的案例文章分析。
“博而不精。”
对于多面手的警告已经在众多文化语言中流传了数百年。“全副武装带全了刀,但是无一把锋利”这句话警示着中国人。在爱沙尼亚,流传的是“熟悉九个行当,那么第十个就是饥饿”。然而许多最有影响力的人,无论是当代的还是历史上的,其实都是多面手: 埃隆·马斯克, 史蒂夫·乔布斯,理查德·费曼,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爱迪生,列奥纳多·达·芬奇,玛丽·居里,不胜枚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通才多面手注定平庸的话,那么为什么通过对人类历史上20个最著名的科学家们的最全面的研究,却发现其中有15个都是兴趣广泛的通才呢?牛顿、伽利略、亚里士多德、开普勒、笛卡尔、惠更斯、拉普拉斯、法拉第、巴斯德、托勒密、胡克、莱布尼兹、欧拉、达尔文、麦斯威尔 ,这些人全部是通才类选手。
如果说通才多面手毫无效率可言的话,那么为什么世界上5个最大的企业的创始人 --- 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沃伦·巴菲特、拉里·佩奇、杰夫·贝索斯 --- 全部都是通才(他们也同时遵循5小时法则)呢?这些传奇人物仅仅是天才的异常现象么?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模仿他们而在现代知识型经济中获取成功吗?
如果说通才思维注定是一个无效的职业路径的话,那为什么有10余篇的专业研究,都发现了兴趣(能力)数量与一个人的创造性影响力之间的相关性呢?
现代通才的时代
“未来属于知识的集成者。”--- 教育家Ernest Boyer
我对于现代通才的定义是,至少有能力胜任三个不同专业领域工作,并且能够就将这些技能融合成一个一流的技能组合。
换句话说,这些通才展现出了人类不同领域的最重要的知识,并协助在他们各自的核心领域内发展的更加成功和有效率。也就是如下展示的T型结构。另一方面,专精某一行的人都只是局限与他们自己领域内的知识。

自从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一书流行后,许多人认为要达到某一技能的顶尖水平,就必须通过专门1万小时针对性练习;只有这样才能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既定细分领域愈专愈精。而现代通才思维是与这种主流观念相反。现代通才思维认为我们需要组建自己的跨领域和行业的非典型技能和知识组合;通过将这些知识技能组合融会贯通来激发创造性思维,甚至开创出一个类似蓝海式的全新的领域或行业。比方说,人类已经对生物学和社会学都研究了数百年了,但是从来没有人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合成一个新领域来研究和分析。直到研究员EO Wilson在20世纪70年代开创了社会生物学这一全新研究门类。此外我们还有现代的科技大牛的例子,比如史蒂夫·乔布斯(我前面也提到过)以软硬件设计的有机结合而闻名全球;埃隆·马斯克(我前面也提到过)通过对物理、工程、编程、设计、制造、商业等领域的知识理解的融合,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内开创了数个数十亿价值的公司。
下图中的逐项对比很好的展示了一个融合设计和工程的组织机构(马斯克的SpaceX)和一个只专注与工程的机构(NASA)的区别。结果不言而喻。

查尔斯·达尔文,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 进化论的提出者,也是一个通才多面手。史蒂文·约翰逊,《伟大创意的诞生:创新自然史》(也是我最喜欢的5本书籍之一)一书的作者,非常巧妙地描述了达尔文的第一个重大科学发现:
想法自身需要汲取不同学科的知识池:为了解决疑难问题,他必须同时以一个自然科学家、一个海洋生物学家、和一个地质学家的身份进行思考。他需要理解珊瑚地的生命周期、仔细观察基林群岛的岩石上的细小的有机物轨迹以获取证据。他需要俯视巨大的时间跨度来思考火山与海洋的起起伏伏…。要全面理解这种复杂的观点,需要一种探查的智慧,需要融会贯通不同学科和维度进行思考。
一个更为日常的例子是我的老友Elizabeth Saunders。Elizabeth将她对写作、基督教、和时间管理的喜好融汇于一体,开创了一个火爆的基于基督教理念的辅导课程。她由通过著书和文章宣传推广她的成果。关于时间管理已经有太多著作,但是对于基于宗教理念的时间管理几乎没有任何研究先例。
为了成为一个有效的在线作家,我也有意地将科学研究、数字新闻、和增长黑客技能(Growth Hacking)集成为一个技能组合。我并没有去大学专门学习这些技能,而是通过长久以往的练习和接受别人的指导。我的观察是科研人员通过会看不起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有通常看不起市场营销人员;而营销人员也看不起新闻记者和研究人员。许多人没有看到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他们的技能要是能够融合在一起,将会激发出对大多数受众来说非常棒的主意。
为什么成为一个现代通才是一种新常态
“研究艺术的科学性。研究科学的艺术性。锻炼你的感知能力 --- 尤其是学会如何观察。要意识到万事都是有关联的。”——列奥纳多·达·芬奇
通才类的人其实一直都存在 --- 他们也确实比任何其他人更频繁地推动着西方文明的进程。但是不同历史时期对他们的称呼不同。下面的时间线就展示这种历史进化的过程。

但是这种通才计划是适合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吗?
现在我们的知识经济中有许多进行中的重要的变化趋势,都毫无疑问推翻了传统的对专精价值的看法。在今天这个社会,兴趣广泛并不是一个诅咒,而更像一种恩赐。 同为一个通才多面手而非专精人员,这是一种优势,不是弱点。那些热衷跨领域学习的人通过坚持自己的兴趣而获得更大的经济上的成功以及职业上的影响力。
接下来就是我依据自己的知识想法,阐述的如何成为一个通才的案例。之后在文章的结尾,我将分享一个能够帮助你成为一个成功通才的资源。
通才优势1:通过融合两种及以上的技能能够让你成为一流的人才
斯科特·亚当斯,世界上最为流行的连环漫画之一呆伯特(Dilbert)的创作者,其实并不是世上最搞笑的人。他也不是世上最好的漫画家,他甚至当时都不是最有经验的从业者(他开始创作呆伯特的时候才二十几岁)。但是通过将他的幽默和插画技能融合在一起,并且专注在企业文化方面,他成为了他那个细分领域内的最有名的佼佼者。在一篇非常有启发性的博客中,他总结了他如何做到的,以及你如何也能做到。如果你想成就非凡,那么你有两种路径选择:
在某一方面做到最强。
在两个及以上的方面做到非常好(前25%)。
第一种策略比较困难,近乎不可能。就比如能进NBA的人或者出一张白金专辑的人都是非常少的。我甚至都不推荐任何人去尝试这种方式。
第二种策略相对容易点。只要付出适当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做到前25%。以我为例,我画画的水平可能比大多数人要好,但我还称不上绘画艺术家。而且我也并不比那些即使未大红大紫的单口相声演员更加幽默;但是我还是比大多数人幽默。真正的关键点在于很少有人能够既有较高的绘画水平并且能够写出很多笑话。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才使得我的工作和成就与众不同。如果你再考虑到我商业方面的背景,那么如果没有实际经历过,甚至很少卡通画家能够理解我这种独特价值所在。
通才优势2:大多数创造性突破是通过非典型技能组合实现的。
当我们回顾科技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文章时,就会发现非典型技能组合的真正作用了。研究员Brian Uzzi是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教授;他回顾分析了历史上超过2600多万科研文章,发现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文章经常出自非典型背景组合的研究团队之手。Uzzi教授在其另一个全面的研究中,比较了上述科研文章作者们的被引用和引用别人文章的数量。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显现出来了。最出色的研究文章均引用了其他领域的研究结果(其中90%的引用来自他们自己领域,10%来源于其他研究领域)。
通才优势3:学习并精通一项新技能比以往更加容易和迅速。
想学习一项新的,有价值的技能,并添加到你的知识工具箱吗?现在更加容易:
每个研究领域中的知识的质量都在提升。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实践人员都在系统地提升和测试每个领域的知识,以使其更具活力。这样长期以往,一些旧的,不合理的观点就被取代,新的观点就会加入。比如,现在的科技领域就比20年前要更加智能。同样,物理和生物领域也是如此。
其次,在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一种媒介中都能找到大量的免费或者很便宜的来自世界上最顶尖专家提供的知识供你学习。需要一个社区或者专门找个专家辅导吗?现在网络上有成千上万的在线课程,和数十亿的在线视频。对于那些重视学习,愿意投资自己,并且能够自律采取行动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个黄金时代。
关于高质量、易获取知识方面,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名叫Adilyn Malcolm的12岁的小女孩成功学会了杜波斯特泊舞的故事。她通过数月不停的观看学习在线短视频,不断练习和重复,直到她掌握了每一个片段,最后能完美地表演整个舞蹈。
试想一下在没有YouTube之前,Adilyn会如何尝试学习杜波斯特泊舞。很可能当地都没有一个专门教授杜波斯特泊舞的舞蹈工作室。即使有的话,那里的老师也未必是世界一流的教师。接下来,Adilyn也未能能够专注地持续的学习。即使存在任何其他的杜波斯特泊舞视频课,那么她也不得不说服她父母帮她每节课花20美元。另一方面,YouTube为Adilyn提供了一个从世界级水平的老师和艺术家那里面免费学习的机会,而且是由她自己制定时间节奏。今天,在YouTube上搜索“学习杜波斯特泊舞”,你会看到有100多万的搜索结果!
如果这还不够令人印象深刻的话,那么接下来就看这个13岁的Michael Sayman的故事。他通过Google自学了编程。他后来开发的一个手机游戏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100个应用之一,甚至排在星巴克和Yelp之前。还有个名叫Amira Willighagen的11岁的小女孩的故事。她通过Youtube自学了4年的歌剧。一些重大的时代变化正在发生,而这些年轻的奇才正是这种大变化的预兆。正如艾萨克·牛顿宣称的那样,“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可以让我们站的肩膀。
通才优势4:比以往更加容易开创一个新领域、新行业或者全新的技能组合。
虽然现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对任何人来说都几乎不可能或者至少十分困难去知晓了解所有知识,但是这也使得比以往更加容易找到一个大的,非典型领域或技能组合。要成为一个通才比以往更加容易。
下面是对具体原因的解释:
首先,新技能组、新行业和新领域产生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将其与旧技能、旧行业、旧领域进行组合。

其次,新的科研领域和商业行业的数量都在以指数级方式增长。
最后一点,随着新的技能数量的增加,可能的技能组合的数量也是以指数级方式增长。每个知识新分支理论上都有可能与另一个知识分支进行结合。每一个新的创新突破都带来着未来更多创新的可能。

如果你有一块砖(A),那你只有一个组合可选(A),如果你有两块(A&B),那你就有三个可选组合(A,B,A+B)。一旦你有了四块砖,那么你就了多达15种可能的选择;往后随着砖的数量多增加,可能的组合的数量也呈指数级增长。现在假设如果有成千上万的学科、行业、技能。每一个新增的技能或着领域都带来了成千上万新机会的可能。
以下是近期通过组合创造出来的几千个新领域的几个例子:

我记得当时上高中的时候,读到一篇文章,说到年轻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十分沮丧,因为他觉得他生在一个所有能被研究发现的领域都已穷尽的时代。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说的。我们今天仍需记住这句话,因为现在它所阐述的道理依然真实有效。也就是说现在人类几乎所有的可能探索、研究和发现机会,都是存在于未来创新创造,而不是现时既定的知识。
通才优势5:它可以为你的未来职业发展保驾护航,让你的技能不会过时。
“最后存活下来的不是最强壮的,或者最聪明的,而是那些最善于应变的。”- 查尔斯·达尔文
你能发现如下六个职业之间有什么共性吗?
应用开发者
社交管理员
无人驾驶汽车的工程师
云计算专家
大数据科学家
YouTube的内容创作者
答案:以上这些职业15年前根本都不存在。设想一下你如果可以穿越回到过去,掌握这些技能,然后等待历史发展时机到来,成为世界上这些领域的顶尖人才。我们都不用猜,你成为亿万富翁肯定是个大概率事件。下图的这个说法就很好地表明了一个无人驾驶汽车工程师是有多么大的价值。
那么什么技能会在未来20年里凸显价值呢?你知道吗?不知道?我其实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现在该如何投资知识,以便让其未来有所回报呢?那我还是以通才与专才的例子来说明。我认为应对未来方面,前者比后者的定位和处境好很多。一个通才可以将他(她)学习过的技能通过新的方式重新组合,以快速应对新出现的知识和机会领域。而另一方面,一个专才的领域要是逐渐过时的话,那么他(她)就将需要更多的时间要改变自己以应对变化,甚至可能要从头开始。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环境中,我们需要成为一个通才类人员才能生存下去。我们可能有数个职业,每一个都需要新的不一样的技能。
通才优势6:它可以帮你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
当今社会和个体面临的需要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来源于不同学科交叉综合的结果。
我们就以肥胖症为例。如下图所示,饮食不合理和肥胖占据了美国人15大致死原因中的4个。这些数百万的死亡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作为外行的一般人,你可能认为解决肥胖危机很简单,就是少吃,多运动。对吗?并不是这么简单。下图摘自于研究人员Scott Page的一本书Diversity Bonus,仅仅部分展示了肥胖流行病是有多么地复杂。我们可以看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需要许多不同领域的结合努力:生理学、遗传学、行为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普通心理学、教育系统、营养学。

通才优势7:它可以帮你脱颖而出,在全球经济中有效竞争。

经济学领域一个基本的模型是供给和需求。这个模型跟就业市场、商品和服务、观点和其他很多地方都有关系。
这个模型中,要想提高价格或者溢价有两种方式:
减少供给(将蓝色曲线向左移动)
增加需求(将红色曲线向右移动)
你可以掌握世上最有价值的技能,但是如果别人都有这个技能的话,那么你也就很普通了。但是通过成为一个通才,找到适合自己,别人没有的,独特的技能组合,那么你就可以与众不同,获得更高的报酬。
想通过一个快速测试,判断一下自己是否拥有稀缺和有价值的知识技能吗?那就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来自于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Peter Thiel(硅谷最顶尖的投资家之一)在面试候选人或者被投资企业创始人的时候问的一个问题,“有哪件事让你认为自己的想法正确,而别人的都不同意你看法?”通过这个问题,就可以快速鉴别出你是否拥有稀缺和有价值的想法。如果对这个问题你想不出任何答案,那么你可能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样有原创想法。
这个思维模式其实是被世界上最顶尖的投资家和实践者所共享的,正如下面的这些引用语句:
“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就这么简单。”- 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创始人
“要想达到能力分布的顶端,你需要从大众思维中逃脱。”- 霍华德·马克斯,橡树资本(Oaktree Capital)创始人(净资产超过20亿美元)
“你无法通过跟随、同意大众主流观点来赚钱。”- 雷·达里奥,布里奇沃特投资公司(Bridgewater Associates,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始人
“最好的项目通常是被大家忽视的,而不是大家一拥而上的;最有价值的问题通常是没有人愿意去尝试解决的。”- 彼得·泰尔,PayPal创始人,亿万富翁投资家(净资产33亿美元)
“要想成为第一,你得出奇制胜。” - 苏斯博士(Dr. Seuss)
“任何一门艺术的弱点就是它的教条。当我与其他不同领域中的人竞争时,我会尝试找到那个领域的教条思维。当我与同一领域内的人竞争时,我会找到对手自身的教条理念。”- 乔希·维茨金,国际象棋大师&世界太极冠军
把自己打造成反脆弱模式
成为通才将会是一种新常态。那些通过合成不同技能进而创新突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通才,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那些没有将自身知识合成为价值的多面手,可能就只能他们职业生涯里折腾,可能有了不起渊博的知识,但是产生不了实质性的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专业性人才会面临着陷入自身成功的陷阱的风险。他们通过建立一个非常窄的技能组,由于获得了荣誉和高报酬。但是他们的职业生涯其实很脆弱。随着他们的专业逐渐消失或者进化,他们极有可能需要重新开始。而通才人员就是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所称的“反脆弱模式”。环境的变化会使他们变的更强。随着新商业模式的出现或着他们职业激情的发展,他们可以通过数种方式迅速地组合现有技能以适应新变化。做通才,常跳槽,延长职业黄金期的必备法则
就像鱼儿感觉不到水的存在,我们对时间与空间的巨大影响往往熟视无睹。如果随着生产技术、科学技术、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这代人真得有可能活到一百岁,你的职业规划应该怎么制定?

进入20世纪工业时代后,“三段式”的职业生涯规划(严格来说是人生规划)成为了标准配置。第一个阶段:十几二十岁以前,学习知识与技能;第二个阶段: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一直干到五六十岁退休;第三个阶段:要么发挥余热,要么无所事事,总之就是等待人生最后时刻的到来。基于“三段式”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做专才不做通才。70后、80后这代人从小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选专业,计算机、医学、会计、英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与社会优势行业对接最紧密的专业就是家长、考生竞相追逐的热门专业。不要说中国,有机构曾经统计过美国大学生刚毕业前5年各个专业的平均工资,排在第一的是计算机,第二名是护理学,第三名是土木工程,而排在最后几个的分别是哲学、政治学、历史学、英语言文学、心理学,多么意料之中的统计结果。

2、进大公司不进创业型公司。曾经一个药学专业的大二学生咨询我,想跨专业考中文、新闻、马克思主义等文科专业的研究生行不行?我说专业跨度比较大,要做好跨专业考研失败,本专业学业耽误的思想准备。问她为什么跨专业考研?她说,未来想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者到国企工作,不想到民营企业、小企业工作。而工作的学历门槛越来越高,药学的研究生难考些,自己也不想下功夫,所以想选个容易一点的专业。在她眼中,文科研究生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易考专业。
3、跳槽就是没有忠诚度。不管单位效益好不好,只要能生活下去,过去的人总是很少换工作,不跳槽的主客观原因有很多,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跳槽者往往被贴上不忠诚的标签。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人们往往选择得过且过的生活。
4、职业生涯的最终目标是退休后好好歇着。当外国的普通老人六七十岁还在开出租、打零干、考大学,做着各种不服输事情的时候,而中国老人则很少在公开场所出现。以至于外国人一直都有一个困惑,中国的老年人都去哪里了?也许外国人不知道,夜幕降临之后的广场藏着多少故事。

只要看一眼我们的祖辈与父辈,你就明白这种“三段式”的职业生涯规划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如果我们这代人有可能活到一百岁,60岁左右退休后,我们还有漫长的四十年要渡过。在日复一日的无所事事中,不得不面对单一的经济来源、被人嫌弃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不听使唤的身体状况……,这一切想想都觉得恐怖。所以,从时间的维度来看,“三段式”的职业生涯规划已经无法承载起对人生质量的追求。未来的职业发展极有可能会呈现出以下趋势:
1、通才越来越吃香。你可能想不到,上面提到的美国大学生毕业前5年平均收入统计还有下文,假如把时间拉长,考察各个专业里最成功的人才,一生的总收入排名情况如何呢?排在第一位的是政治学,第二位是历史学,哲学排在第四。这几个专业都是在刚毕业前5年时,收入排在后五名的职业。社会分工是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基础。然而,随着分工的加剧,社会对协作与融合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通才正好填补了这种人才需求。

2、跳槽经济学大行其道。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的需求千变万化,行业的迭代周期与企业的生命周期都将越来越短,因此,跳槽有可能成为职业生涯发展的常态。我们不能再指望传统忠诚度来禁锢人才的流动,而必须通过建立雇主与雇员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投资、共享收益的联盟关系,才能实现组织与个人的可持续发展。
3、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意义与精神。沃伦·巴菲特对职业生涯规划有个著名的论断,人只有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才能提高学习与工作效率,才有可能实现事业的成功。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它指出了人们对意义的需求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当人们解决了生理需求之后,对意义、精神、价值的追求就会成为工作的主要内容。
大师与通才
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潘光旦
记者/何潇

1955年5月,在中央民族学院,潘光旦(左)和费孝通(右)在研究古籍,中立者为费孝通夫人孟吟
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只存活了八年,却是现代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其教员是“教授中的教授”,学生是“精英中的精英”。其学术之自由,思想之包容,令后来者感到高山仰止。正如联大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西南联大拥有如此崇高声望,很大程度上,因其拥有一大批“大师”。他们对内治校,对外议政,是西南联大的灵魂。这是怎样的盛况呢?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在其被赞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这样畅想:
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四十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长髯飘逸,一袭长袍,四十三岁的冯友兰在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冯友兰年长四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拐杖,步伐却很矫捷。戴眼镜的谦谦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十三种欧亚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她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具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家及其妻子赵萝蕤。夕阳西下,他们并肩徘徊,直叫人感叹“只羡鸳鸯不羡仙”。
那边,有位先生身穿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他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上前去,施礼过后,向他请益学问。钱穆解释道:“中国学问,不是只凭一点浅近的逻辑所能理解。譬如说《论语》讲‘仁’,你把所有讲‘仁’的话,归纳排比在一起,就可以下个定义,这就算懂得‘仁’了吗?”照此看来,有个学生把晚间湖畔漫步比作古希腊的巡回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
让我们来管窥一下西南联大彼时的师资。在历史系任教的教师有:陈寅恪、姚从吾、毛子水、刘崇鋐和钱穆;哲学系有汤用彤、冯友兰、贺麟;中文系有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王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杨振声;外语系有梁实秋、钱锺书、吴宓、王佐良;经济学系有陈岱孙、陈达、李卓敏、赵迺抟、秦瓒;政治学系有张佛泉、崔书琴、王化成、张奚若、钱端升、王赣愚;法律学系有燕树棠、蔡枢衡、费青;社会学系有潘光旦、费孝通。
灿若星河,不可具表。群星闪烁
此时上课,可谓“躬逢盛典”。后来任教于云南大学的方龄贵,在回忆中所述颇为详尽:“在我所上的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大一国文课,主讲的主要有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闻一多、魏建功、王了一(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诸位先生。可谓极一时之选。记得当时刘文典先生讲的是《典论·论文》,罗庸先生讲的是《论语》,闻一多先生讲的是《楚辞·九歌》,朱自清先生讲的是《古诗十九首》,许维遹先生讲的是《左传·鞌之战》,余冠英先生讲的大概是《诗经》,魏建功先生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
教师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们会簇拥着去听潘光旦的社会学讲演。钱穆的“中国通史”课,开在早晨六七点,依然广受欢迎;刘文典讲《红楼梦》,200多人跑来听讲,听众被挤到教室门外,演讲只得改为露天进行;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亦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更甚的是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讲。
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汪曾祺在名为《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文章中写道。但没有人将“京派”二字挂在嘴上。中文系系主任实行“轮流坐庄制”。朱自清当过一段,闻一多代理过一段。罗常培当的时间较长,背后被学生叫作“罗长官”。“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系相近,民主、自由、开放,却似乎比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先生们上课各具风格。钱穆穿一身中式蓝布长袍、布鞋、黑边眼镜。上讲台不带讲稿,用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道来,配合手势和肢体语言,“讲所有课都很有感情”。在方法上,他与王国维一路,将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任继愈是西南联大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回忆钱先生,“是一个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进行爱国教育的好老师”。当时有学生受不了流亡生活要去参军,钱穆劝谏说:“你们不要认为在后方念书就是贪生怕死,你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书读好了,才能报国。”
冯友兰讲课慢条斯理,“如果笔记记得快,跟得上他的说话速度,就是一本完整的讲义,可以出版成书”。然而他讲课很有条理,没有废话,因为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清晰。晚年冯先生全靠口授,助手记录下来,稍作修改即可,基本上出口成章。他教育学生的方法也很有趣。比如他说大学就是自学为主,当研究生等于学游泳,老师把你扔在池子里,游过去你就毕业了。做学生都是靠自己闯过来的,你把着他的手,那是教不出来的。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
罗庸讲杜诗非常“叫座”。罗先生上课不带讲义,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译注都背出来。教古文字学的唐兰,则是另一种风格。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讲词的方法是“不讲”,用无锡腔调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过了。沈从文在联大开了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讲创作的精义,归为一句话:“贴到人物来写。”
雷海宗是联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他记忆力惊人,授课不带一张纸。讲授“西洋中世纪史”时,提到数十位欧洲统治者的姓名和在位时间,均信手写来;讲中国通史,对于历史人物如数家珍。雷海宗先生拥有至情至性的爱国热情。和别人辩论苏联出兵东北的正当性时,这个待人处事镇定冷静的人,会因为热忱压倒了理性,流下眼泪来。
闻一多讲《楚辞》,是联大里的一桩风景,他的起头总是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闻先生上课时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抽烟。汪曾祺说:“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唐诗不拘一格,讲中国晚唐诗歌和西方的印象画派一起讲,还特别爱讲“点彩派”。讲《古代神话与传说》时,闻先生会将手绘在毛边纸上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烦琐的考证讲得生动有趣。
抗战后期,闻一多被视为联大的“完人”——他是富有创造力的学者,也是道德和政治上的楷模。其中部分原因或许是遇刺令他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同事白英(Robert Payne)认为,闻一多“能够敏锐地把握联大整个群体的思想”,把他对中国学生的影响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相提并论。闻一多的告别演说,言犹在耳:“‘五四’过去二十六年了,我们大半个国家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
被视为“教授之教授”的是陈寅恪。赵元任将他与梁启超和王国维并列,为“三大导师”。他是一个受到同行尊敬的学者。加入清华时,许多同事去听他的课,包括清华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日本汉学家和田清(Wada Sei)在其学生孙毓棠的清华成绩单上发现陈寅恪的名字后,立即免试,让孙进入东京帝大研究生院。因为身体羸弱、患有眼疾,陈寅恪闭眼授课,时常转身对着黑板疾书,不回头看学生。辗转西南联大后,因医疗条件不佳,陈先生的眼疾一误再误,最终失去了光明。
陈寅恪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通晓希腊语、拉丁语等十几种欧洲语言,亦懂满文、蒙文、藏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他有一门课“藏文梵文之比较研究与中国佛教经典研读”,几乎没有学生能够获得选修资格。在联大任教时,因为缺乏材料,他不得不降低了这门课的授课标准,即便如此,懂得的人依然凤毛麟角。陈寅恪在联大有一首诗,抒发了古来中国文人的“南迁”忧思:“景物居然似故京,荷花海子忆升平。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可待来生。”

1959年,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寓所楼上北阳台留影
刘文典为人率直、洒脱,是一个有如庄周般狷介的先生。“上课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有一年他讲《庄子》,开头一句是这么说的:“《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天南海北,经常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有一学期讲《文选》,只讲了半篇《海赋》,却用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举了很多外国例子,还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长长的法文单词。他的“喜欢骂人”也是十分闻名的,比如他说巴金:“春天里的秋天,狗屁不通!”他也骂闻一多:“我们文学院某教授,他就不识字。”
这个老牌知识分子对于同行怀有苛求,鄙视学识水平不佳的人,尊重有学问的人。关于他的轶闻也比较多。比如在《战争和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提到的,他“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十分看不起沈从文。沈从文被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勃然大怒:“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如果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另一次,刘文典跑警报时,适逢沈从文擦肩而过。刘便停下来不跑了,对沈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学生跑是为了未来,你跑又是何为?”这段轶闻,在张曼菱采访而成的《西南联大行思录》里亦有提及。也有人认为此段故事演绎成分大,大概因为刘文典个性狷狂之故,人们附会在他身上的故事比较多。
被人称作“浪漫至尊”的是吴宓。他曾经抛下妻子,公开宣布自己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毛彦文,却又与毛女士失之交臂,在诗作里哀叹自己的“错过”。除了这位毛女士,在留下来的《吴宓日记》里,还可以读到其与一位素未谋面的女演员的柏拉图之恋。联大教授贺麟先生说:“吴宓先生讲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他本人就是拜伦、雪莱,他这个人的生活就是一首浪漫的长诗。”年轻女士向他坦承与已婚男子坠入情网,吴宓劝她:“勇敢去爱吧!”看到年轻夫妇服毒自杀,赤身裸体死在床上的新闻后,吴宓热泪盈眶,感叹:“美啊,美啊!”
吴宓的个性里有一个“真”字,他对人、为学,不矫饰、不敷衍,也不大计较个人利益。1947年,《围城》面世,作者钱锺书曾在联大任教,小说人物原型涉及许多联大教授——包括吴宓。其他人大肆抨击钱锺书,吴宓却不以为意,还说这部小说“百读不厌”。在教学上,吴宓具有比较文学的视野。他强调在希腊—罗马、基督教、佛教和中国儒家传统之间的相互比较。上课时,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令学生很是佩服。

1935年,国立北洋工学院矿冶工程系学生在上实验课
而今人们追忆联大,习惯将之理想化,视为一个自由思想的乌托邦,忽略这个乌托邦里的琐碎与庸常。王力教授在一篇叫《领薪水》的文章中发牢骚,一如而今白领的日常抱怨:“‘薪水’本来是一种客气的话,意思是说,你所得的俸给或报酬太菲薄了,只够你买薪买水。其实战前的公务员和教育界人员,小的薪水可以养活全家,大的薪水可以积起来买小汽车和大洋房,岂只买薪买水而已?但是,在抗战了七年的今日,‘薪水’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了——如果说名实不符的话,那就是反了过来,名为薪水,实则不够买薪买水。长此以往,我将提议把‘薪水’改称为‘茶水’,因为茶叶可多可少,我们现在的俸钱还买得起。等到连茶叶都买不起的时候,我又将提议改称为‘风水’,因为除了喝开水之外,只好喝喝西北风!”
沈从文也发出批评:“在这美丽天空下,人事方面,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空洞的论文、不通的演讲、小巧的杂感,此外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商人和银行办事人直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最可悲的现象,实无过于大学校的商学院,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必最多。这些人其所以习经济、习会计,都可说对于生命毫无高尚理想可言,目的只在毕业后入银行做事。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此情此景,可以说与当下社会并无分别。
然而,正如北大教授刘东在《西南联大国文课》的导言中写到的那样,现实的关照恰好反证了理想的难求:“进行这种反向的史实提醒,并不意味着要去否认西南联大确乎享有过难得的自由;刚好相反,进行这种谨慎的反向提醒,倒是更有可能来向大家演明,联大教授当年在这方面的坚持,是何等的顶住压力与难能可贵。另外,也只有在意识中同时保留住这两个侧面,有关西南联大的两种历史形象,才能在我们笔下再次融合与统一起来。”通才教育
西南联大为人所景仰的,在其名师高徒,更在其学术自由。在行政上,联大推行“教授治校”;在教育上,推崇通才教育。
钱穆在《改革大学制度议》中,说到了通才教育之益处:“创立不分系之学院制,其学成而去者,虽不能以专门名家,然其胸襟必较宽阔,其识趣必较渊博。其治学之精神,必较活泼而真挚。”金岳霖则说:“如果我们回到教育本身,比如,追求新知、培养人格……那么,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过分强调一两个非常实用的方向,迫使青年转向这些学科,并不会给某些人带来他们想要的国民。”

汪曾祺,1939年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杨振宁的回忆可为联大通才教育的一个成功佐证:“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必修课没有现在这么重。所以你可以自己浏览,这个是使得我当时对别的东西也发生兴趣。比如说我当时也念了德文,成绩很好,念得相当深入……我还去旁听了一个英国史的课程,这个对我后来也很有用处……后来我在研究院的时候同黄昆非常之好。他喜欢看英国大文学家的小说,给我介绍了很多英国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小说。这些对于我事业,对于我的知识面开阔有很大的好处。”杨政宁将其今日的成就,归功于联大的教育。
在学生比例上,西南联大学生以本科生居多。然而,教授传授的东西,不是千篇一律的统一文章,却均为各自研究成果。陈寅恪讲授隋唐史,第一堂课上便告诉学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联大的“大一国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北大教授许渊冲回忆说:“这一年度‘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
“大一国文”为各系必修,从其课文的选择上,可以看出联大的倾向性。“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汪曾祺说,“大一国文”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书。
文言文部分,《诗经》选了“关关雎鸠”;《楚辞》选了《九歌》,而不是《离骚》。《论语》选《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重个性、轻功利的态度,对联大学生有着深远的潜在影响。魏晋时期不选庾信、鲍照,而选了陶渊明和《世说新语》,与此前选择有相通之处。唐代文章选柳宗元,弃韩愈。宋文依旧选李清照,选的却不是词,而是《金石录后序》,可谓独到,也影响了联大的文风。白话文部分,鲁迅入列,选择的却是一篇《示众》。选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并不意外,而选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颇为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
联大教育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大师上基础课。“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的老师教。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学。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微积分,是杨政宁的父亲杨武之教。越是普通的课,越是名教授。”联大基础课的一个特点,是大一、大二都要修国文和英文。“不论学什么,都必须先修中国史,打好做一个中国人的基础。”
西南联大三所学校之所以能够合作,因有许多好教授,更因教授之间能互相尊敬。因为学术水平相近,对于相互的能力认可,彼此心理上可接受。教授之间不会互论长短。“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胆,也无所谓。”玩笑和批评也是经常有的,但没有人会去“传小话”。朱自清的儿子朱乔生说,当时昆明很好的一个风气,是大家相互不嫉妒。联大的教授们,甚至可以相互传阅对方未完成、未发表的文稿。在典型的学术环境里,这是非常罕见的。
联大的师生关系十分平等。陈省身教授回忆说:“西南联大就不分教授与学生,有的学生很好的,跟教授一样,见面就随便谈谈,平起平坐的。”甚至有了“师生互教”的风气——学生的学问到了,也可以反过来教老师。教授大都爱才。罗常培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汪曾祺感慨地说,“夙慧”这种对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是不会出之于而今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对于学生,联大中文系教授要求有些散漫。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授)、声韵学(罗常培授)要按时听课,其余都较随便。朱自清的“宋诗”相对严格,他一首首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有定期的大小考。然而考试,也并不如何吓人,一般都只是在学期末交一篇读书报告。在这点上,北大的授课倒是一以贯之。

朱自清,1932年进入清华大学执教中国文学系,后南下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
联大的读书报告不重抄书,重在有无独创性的见解,哪怕是怪论,也可以接纳。根据汪曾祺的回忆,一次某同学交了一篇李贺的报告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这样天马行空的解读,令闻一多大为激赏。又有一次,一个同学在杨振声教授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的想象写了一篇报告《方车轮》。凭着这份报告,杨振声先生宣布该生期末可以免考。
潘光旦的一句话或许可以说明,这种可贵的“散漫”,实则是一种大智慧——“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自由主义是高悬在这座学府里的,看不见的精神旗帜。联大开设的课程、住宿、课外生活和实习工作,都鼓励自由选择。当其自由意志与中央权力发生碰撞,就产生了反抗。
1938年,陈立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试图加强对全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控制。他领导下的教育部,规定国文和中国通史成为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文科学生要选修以中国导向的课程作为专业课。这个策略是使大学教育职业化。大学新设了三门必修课:体育、军训和三民主义。经过国民党的删减和修改,被设为课程的“三民主义”,已经成为教条主义的政治课。这门课的前身,实则是战前的“党义课”。
推崇欧洲教育体系的现代派学者认为,这纯粹是赤裸裸的“党化”教育,是为了贯彻蒋介石的指示。对此,联大师生大多表示了强烈反对,最后,这门课变成了走过场。1942年,联大应蒋介石个人要求,又开设了一门伦理课。即使由冯友兰讲授,一度有人捧场,后来也门可罗雀,最终从课表上无声消失。1944年,联大还被迫举行过“总理纪念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校方刻意把活动时间安排在学生午餐时间,会场上人影稀疏,校领导视而不见。
何兆武在年逾八十的时候说:“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感到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人前途是光明、美好的;一个是整个社会的前景,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
他把联大的成功之处,归结于母校当年享有的自由气氛:“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所代表的价值是否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呢?学者易社强对此表示了否定。蒋介石在西南联大推行党化教育之时,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是冯友兰。虽然冯也在西方受过教育,却是传统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还有闻一多,他为什么牺牲他的生命,可以说是为了中国的革命,如果他没有在最危险的条件之下站起来说话,他也不会就那样死了。闻一多实际上对美国文化的反感相当强烈,他最尊敬的是屈原。所以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像冯友兰的儒家主义、闻一多的屈原,都是相辅相成,搅在一起的。”
钱穆的一席话,亦可说明联大的通才教育,是对中国传统的传承——“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为学”实则“为人”:“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
学习芒格:如何成为“通才”
摘要:巴菲特的搭档查理·芒格相当低调,但他在投资界所取得的成就,也很自然的让他成为聚光灯追逐的对象。他最为外界称道的是涉猎之广、之深,以至于被视为世间少有的“通才”。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世人都知道“股神”巴菲特,至于他的搭档是谁,知之者却要少很多。
查理·芒格(Charles Thomas Munger)——巴菲特长达40年的商业合作伙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董事长,并不常在公开场合发表观点,即便是在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在巴菲特讲完之后,他通常也仅仅来一句“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他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以及在西方投资界中成为别人仰望的灯塔。虽然保持低调,但只要他发表公开演讲,就必然受到高度关注,他的观点也成为无数人希望从中寻找启迪的教材。也正因为如此,一本收录了他将近20年主要公开演讲的书籍——《穷查理宝典》在全球热销。
芒格现年已94岁,他最为外界所称道的是他所涉猎知识面之广、之深,至于他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点,从而成为不少人眼中的“通才”,Quartz作者Michael Simmons在近期一篇文章中对他过去70年职业生涯进行回顾后,作出了以下这些总结。

(上图为芒格和巴菲特。图片来自视觉中国)1万小时定律还不够
所谓1万小时定律,指的是一个人在特定领域专门花费1万小时练习,就能在这个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功。
虽然从时间上说,芒格自身工作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但是他取得成功的关键却另有所在。他并没有让自己像一束激光那样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投资理论,而是在很多领域广泛涉猎、深入研究,这包括微观经济学、心理学、法律、数学、生物以及工程学等等,并将从中得到的启发用于投资。
比尔·盖茨曾经这样描述芒格:
他真的是我见过的涉猎最广泛的思想家。从商业原理、经济原理、学生宿舍设计到双体船设计,他都无所不知。我们时间最长的一次交流,是关于裸鼹鼠的交配习惯,以及人类能从其中学到什么。“通才”的特点
贝恩咨询董事长Orit Gadiesh是“通才”(expert-generalist)这个词最早的提出者,她的定义是:
这种人有能力、有好奇心在很多不同领域、不同技能、不同国家以及不同话题上成为专家。他/她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却具有以下特征:
1、能够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识别不同的形态,将不同领域的内容串联起来。
2、能够潜心专注,形成完美的思想结晶。
这和1万小时定律实际上是有所冲突的,在规则明确的领域,包括体育、音乐以及游戏等,这个定律非常适用。但在商业领域,规则一直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需要“通才”,只有他们才能迅速适应变革。研究发现,“通才”能够做到这些:
他们能更犀利的认识世界,并对未来作出预测,这是因为他们不容易受到具体行业世俗偏见以及流行观点的影响。
拥有更多突破性观点,这是因为他们能将在某一个领域已经验证过的洞见运用于另一个没有验证过的领域。
对于同他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他们也能够与之建立更深的关系。
能够建立更加开放的人际网络,这让他们能够不同群体的联系节点。思维模型:芒格成为“通才”的独特方式
芒格自己曾说:“形成习惯去掌握现实背后的模型,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在对不同学科进行串联这方面,芒格开发了一套他自己所谓的“思维模型”,他就用这种模型去评估投资机会。事实上,他已经打造了超过100个这种模型,且经常使用。
那么,这些模型到底是什么?
要解释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举一个他常用模型的例子——双轨分析(Two-Track analysis)。这个模型融合了心理学、神经系统科学、经济学以及人类行为学等不同学科,其中认为,在分析涉及人类决策的情况时,会涉及所有的商业领域,作分析的人就必须考虑“双轨”:
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做决策的人如果采取理性行为,他会怎么做。
在面临大量非理性认知偏见的冲击时,他可能会以何种方式屈服。研究人员发现了大量这种偏见,芒格则将其中25种融入了他的双轨分析模型。
另一个例子,则是经典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定律。巴甫洛夫发现,狗不仅仅会在吃食物时分泌唾液,在他进入实验室令狗获得有食物吃的预期时,同样也会分泌。芒格将这个定律也应用到了商业中去,并且在他自己的书中,他描述了可口可乐(伯克希尔·哈撒韦重仓持有)是如何用他们的logo作为这个条件,通过合适的频率以及广告,让消费者产生条件反射。
本质上说,思维模型是对世界某些方面的简化和缩影,是某一特定现实的缩略图。他们是适用于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准则,能够帮你作出更好的决策。
看重思维模型的并非芒格一人,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和思想家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思维模型,包括桥水基金的Ray Dalio。如何使用思维模型
以下是芒格自己在不同场合提到的几个规则:
规则1:学习不同的模型
“第一个规则就是,你要有多个模型,这是因为如果你只使用一两个,那么就很难将现实全部放到你的模型中去。”
“这就像一句老话所说:‘如果锤子是一个人唯一的工具,那么所有的问题看起来都像钉子。’”
规则2:研究不同的学科
“模型要来自于不同的学科——这是因为,关于世界的智慧,无法从一个小小的学术领域获得。”
规则3:专注于大学科中的大思想(80%的结果来自20%的模型)
“你可能会说,‘这太难了!’但值得庆幸的是,其实并没有那么难——这是因为,80%或者90%的重要模型,对于你成为智者的贡献度达到大约90%。且在这之中,真正贡献度极高的,仅是极少数。”
规则4:使用清单,确保你将合适的模型纳入
“要使用一个清单,以确保你将所有主要模型都纳入了。”
“聪明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出错呢?答案是,当他们在复杂系统中不将心理学上所有主要模型纳入,以及在评估结果时不使用清单的时候。”
规则5:列多个清单,对具体情况使用最适合的一个
“对于不同的公司,你就需要不同的清单以及不同的思维模型。我一直很难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三条忠言……’,相反,你需要亲自驾驭,并将其融入自己的脑海。”成为不同领域的“通才”
Simmons认为,不管你是否要按照芒格的方法去行动,一个尤其值得铭记的地方在于,拓宽知识的广度,同时在你自己的专业领域加大深度,这种做法是很有价值的。
上文提到的贝恩咨询董事长Orit Gadiesh就极为推崇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她曾称:
成为“通才”的这个理念,让我们能够对一个又一个行业形成独特的见解,从而帮助贝恩替客户看到其他人忽略的东西。
我把我做的一切都带到工作中来,包括过去所有的咨询项目,所有读过的书籍(每年超过100本)。
我不仅读小说,还读物理、数学、历史、传记以及艺术相关的书籍。我是以色列人,能在德国工作顺利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曾经读了大量德国文化、德国哲学家以及德国历史相关的书籍。我也能在法国工作,同样因为我读过很多法国相关文学作品。越来越难
不过在当前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需要承认的是,专业化分工令学科也越发细化,要成为“通才”也越来越难。
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是研究科学活动规律的一门学科,其中有两大关键发现:学术研究的数量每9年就会翻一倍;不同学科的数量也在迅猛增长。
以表观遗传学为例(epigenetics),这就是专业领域不断增多之后出现的一个重要学科,它研究的是环境因素对于我们基因传递所带来的影响。
在19世纪,当生物学从医学和自然历史科学中分出来成为独立学科时,一名生物学家掌握这个领域所有知识是有可能的。而到了今天,对于很多基因工程科学家来说,他们可能就对表观遗传学没有太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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